许世友 - 开国上将 锁定

​许世友许世友将军，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新县田铺乡河铺村许家洼。 他出身贫苦农家，曾在少林寺当和尚。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副部长，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山东纵队参谋长，胶东军区司令员。在土地革命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立下了赫赫战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朽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世友将军被授予上将军衔，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等。

1905年2月28日，许世友生于湖北麻城县乘马岗区（现属河南新县）一个农民家庭。 少年时，他因家贫给武术师傅当杂役，后到少林寺学习武术。

许世友土地革命战争期间，1928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成立后，许世友历任班长、排长、营长、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

1932年率部随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投入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3年7月任红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后任红四军副军长、军长，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员。在徐向前领导下，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创建和川陕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他曾七次参加敢死队，再次担任敢死队队长，四次负伤，表现了为革命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时，他指挥三个团保卫四川省万源城，以与阵地共存亡的气概，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垮了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

1935年8月下旬，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率红军右路军长征北上走出草地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在甘南包座“堵剿”，他奉命率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和红三十军一道，与敌鏖战两天两夜，将该敌全歼，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

1936年7月，第三次过草地，他指挥骑兵部队担任前卫，沿途进行了频繁的战斗，为红四方面军渡过艰险、北上甘南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到达陕北后，他进红军大学深造，投入了清算张国焘罪行的斗争。挥师

抗日战争时期

许世友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副部长。随朱德总司令出师太行山，投身抗日斗争。

1938年10月，他担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参加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同年年底，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进军冀南。

1939年2月上旬，他和旅长陈赓在威县以南香城固地区，以预伏的方式，诱歼日军一个加强步兵中队，毙敌大队长以下二百余人，生俘八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史称香城固战斗。

1940年9月，他调任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同日、伪、顽在渤海之滨和清河两岸，展开了激烈斗争。一九四一年春，他指挥胶东地区八路军和地方武装，横扫敌伪。

1942年2月，他任山东纵队参谋长。10月起，任胶东军区司令员，领导胶东军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发展壮大人民武装，粉碎日、伪军频繁的“扫荡”和蚕食，打得敌人心惊胆寒。

1945年春他率部讨伐国民党投降派赵保原、克万第、战左村，席卷五龙河两岸，清除了胶东抗日的障碍。

解放战争时期

许世友历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东线兵团（后称山东兵团）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

1947年上半年，他在陈毅、粟裕领导下，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胶东保卫战等重大战役，在孟良崮战役中，歼灭了国民党反动“五大主力”的王牌军队74师。

1948年9月，他和谭震林、王建安一道，按照中央军委和华东野战军指挥部的部署，指挥部队经八昼夜激战，攻克山东省会济南城，歼灭国民党军十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山东省，使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东军区司令员。1954年2月任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

1955年3月任南京军区司令员。1959年9月，许世友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

1966年11月，遭到南京的造反派的批斗，抄了许世友的家，扎烂了他的上将礼服。

1967年8月，南京借批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东风”，正在筹备批斗许世友，被周恩来力保。

许世友1967年国庆节，许世友被毛泽东请上天安门城楼，谈了半个小时，并公开见报。之后许世友住进中南海40多天。

1968年1月28日，周恩来为许世友上台大造舆论。

1968年3月20日，中央批准了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许世友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不愿当国家主席，他首先向许世友吐露自己的想法，并要求许世友出面做其他人的思想工作。

1971年夏季，毛泽东把许世友从南京叫到南昌，给他讲划分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三项基本原则。

1971年九月中旬，毛泽东半夜电召许世友来沪。奉命迅速逮捕了林彪在华东的几个死党。

1973年底，许世友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

1974年1月，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参与指挥了西沙自卫反击战。

1980年任中央军委常务委员。

1982年年9月，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许世友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副主任。

1978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解放军以第41军、第42军、第43军、第54军、第55军和第50军（缺149师）为东线兵团，由许世友指挥。

1985年9月初，南京军区总医院抽调精兵强将组成特别医疗小组进驻中山陵8号，对许世友实施系统性的监护治疗。

1985年10月22日16时57分，许世友因病救治无效逝世，享年81岁。[2]

许世友 王震1905年2月28日：生，生于湖北麻城红安交界的麻城县乘马岗区一个农民人家（后来毛主席主张由麻城红安河南划出一块地称新县）。

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参加革命工作。初中文化。上将军衔。早年给武术师干杂活，后到少林寺习武。

1920年：入吴佩孚部队当兵。

1926年到武汉参加国民革命军。8月任第1师1团连长。

1927年3月任武昌湖北省防军第1师1团招兵委员。

1927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大别山区红31师2队班长。11月参加黄麻起义，任红4军31师5队排长。

1929年：任31师1团1营连长。

1930年：任红4方面军12师34团团长。

1933年7月：任红9军副军长兼25师师长。后任红4军军长。参加了长征。任红4方面军骑兵师司令员。

到达陕北，1936年11月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

1938年：任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副部长。

1939年6月：任八路军129师386旅副旅长。

1939年10月：入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

1940年9月：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旅旅长。

1942年2月：任山东纵队参谋长。

1942年：任胶东区党委委员、胶东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胶东区党委委员、胶东军区司令员。

1947年：任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山东兵团司令员、党委常委。

1949年3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

1949年12月-1953年1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3年1月－1954年8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0年1月-1951年1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委书记。

1950年-1953年4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

1952年12月－1954年8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1副书记。

1953年4月－1954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司令员。

1953年7月－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

1954年2月－1955年3月：任华东军区第2副司令员、军区党委第3书记。

1954年10月－1959年10月：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1955年3月－1973年12月：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3书记、党委第2书记。

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获1级八一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

1958年10月－1960年11月：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

1959年9月－1978年3月：任国防部副部长。

习仲勋 叶剑英 许世友 杨尚昆1961年2月-1966年冬：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

1968年3月－1973年12月：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

1970年3月－12月：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1970年12月－1973年1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第1书记。

1969年4月－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80年1月－1982年9月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常委）。

1973年12月－1980年1月：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1书记（1974年4月起）。

1982年9月－1985年10月：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副主任。第1－3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1、4、5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8届中央候补委员、(12中)委员，第9－11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2大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主任。

1985年10月22日：在南京逝世。

1953年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1955年，许世友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我在山东十六年》、《我在红军十年》、《许世友回忆录》等书籍。

[1]许世友和夫人田普“文革”爆发时，我在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任上。

对毛主席发动的“文革”，我和许多同志一样，起初是很不理解的。从1965年11月起，报刊上陆续发表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和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判所谓的“毒草”电影和小说。我总以为那主要是地方学术界、文艺界的事，与军队关系不大。1966年4月下旬，华东局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传达关于罗瑞卿的所谓“反党”问题。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感到难以理解。在我的印象中，罗总长一直是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也很有魄力和能力。在会上，传达了毛主席近期的几次谈话，主要是说意识形态领域存在阶级斗争，要开展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对毛主席的指示，当时我也多作字面上的一般理解，认识依然比较模糊。事后想来，那实际上是毛主席为发动“文革”，在给党内高级干部打招呼。

5月上旬，根据军委的安排，我到西北地区参观我国第三次核试验。5月22日，在乌鲁木齐听了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传达。《通知》最后明确点出，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我感到，这个提法与过去历次运动不同，隐有所指。参观结束时，同行的兰州军区副政委高维嵩说，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邀我们返回途中在兰州停一停。我从未到过兰州，也很想去看看，但一想到国家面临的政治形势，心中忐忑不安，总觉得还是尽快赶回为好。

5月27日，我回到南京，正赶上学院党委传达5月上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这次会议，重点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停止和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五一六通知》则是这次会议的主要文件。院党委会议期间，我向王平政委汇报并介绍了核试验的情况，因系国家核心机密，我俩是关起门来讲的。其间，训练部有个同志来汇报工作，我们没有开门。后来，有人竟据此“揭发”，说我们是搞“密谋”，成了“文革”中的一条“罪状”。

5月28日，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同日，经毛主席批准，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紧接着，党中央又改组了北京市委。就这样，“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7月中旬，根据总政安排，王平政委率军官休假团出访罗马尼亚，前后一个多月。其间，院党委工作由我主持。这时，我的思想很矛盾。一方面感到这场运动来势很猛，和以往的运动不大相同，如何发展，实难预料。用当时流行的话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但另一方面感到这场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起的，我们应该跟得上。在一次常委会上，我与大家交心时说：在座的都是搞民主革命过来的，对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不足，现在连紧跟都感到很吃力。我们常委要互相帮助，过好这一关。我还认为，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是掌握枪杆子的，不能和地方一样。军事学院与其他军队院校也有所区别，干部职务高、资格老，又都经过多次运动，政策水平也比较高。因此，在最初的这段时间里，学院的运动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得比较平稳。主要表现是：

学院没有像社会上那样“轰轰烈烈”。8月上旬，党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毛主席在会上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一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在这个时候，学院仍坚持按军委、总部的指示办，主要是在干部和学员中深入进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教育，学好毛主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批示和中央有关文件，没有发生过激的行动。

学院没有写太多的大字报。运动之初，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对写大字报“既不反对，也不提倡”，坐等上面的决定。8月16日，军委下发了《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纪要》，要求军队院校也开展“四大”，破“四旧”。在执行《纪要》时，党委对张贴大字报作了一些限制性规定，如只能到指定地点张贴，23级以上干部才能观看，而且还要凭证，特别强调写大字报要注意保密，要内外有别，不准上街等等。在地方造反派到学院“煽风点火”时，学院广大群众不为所动，还是拥护院党委的领导。

学院没有明确所谓的“重点斗争对象”。《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总政要求“各大单位党委要着重搞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革命。对这些部门，要在普遍学习的基础上，对所属人员包括这些部门的领导干部在内，进行摸底排队，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整顿，对那些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和言论，必须彻底批判”。党委在研究如何执行这个指示时，认为刚刚搞完整风，已经走过“清政治”这一步，再搞“摸底排队”有困难。因此，决定只提出“对那些混进军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和言论，各级党委要确实摸清情况，报请院党委摸底排队”。这实际上就是说，在下边不搞“摸底排队”，而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只要求在宣传、文化、科研和教研室等单位进行一次思想上、组织上的整顿，也不搞“摸底排队”。同时，没有把学院党委委员和学院领导作为重点审查对象。我们认为，对学院领导“摸底排队”，那是上边的事情。部、系领导和其他干部中的问题，有些已经在整风中解决了，没有必要再翻老账。

教学准备工作仍在正常进行。由于在运动开始后，军委、总部并没有明确学院是否停止招生，院常委分工由我负责，做好开学的准备工作。为此，我挤出时间，组织参加第13期教学的同志总结教改经验，抓紧进行招收学员的教学准备和物质准备，研究确定学员班的干部，组织教员备课、试讲。为此，有人批评我老是“念念不忘教学”。当时，我确实是“身在运动，心在教学”。因为在招生问题上，军委、总部变化多次。开始，决定9月份按时招生，接着说推迟到10月份，随后又说解除招生任务，没过几天，又通知国庆节后接收学员，而且有3000多名。面对这种情况，作为院长，我从未放松准备教学这根弦。直到10月7日，总部才最后明确停止招生。

总之，在那一段时间，是边搞运动边准备招生，学院局面没有失控。对于这种状况，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然而，事情的发展表明，我的想法太天真，只是一厢情愿。刚刚过完国庆节，就接到军委通知，要召开全军院校长、政委紧急会议。10月4日，王平政委和我匆匆赶到北京。原来，林彪等人认为，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领导过分强调军队院校的特殊性，压制民主，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于是，以军委、总政名义，搞了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的文件，规定“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明确指出：由院校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已经“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撤销”，要求“由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对此，我和王平思想上均有些不通，但按照组织原则，又必须贯彻执行。会后，我俩回到南京。10月10日上午，学院党委召开全体会议，传达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精神。当日下午，学院党委召开各单位代表协商会，王平政委和我宣布中断院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宣布后，我俩即退出会场。从此，学院各级党委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也停止了活动。后来，中央将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在更大范围出现了一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导致局势更加混乱。

党委中断对运动的领导后，由政治部出面和群众协商，各单位选举代表，成立了军事学院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院文筹”。随后，学院内部一些不赞成“院文筹”的工人、干部起来造反。他们冲击“院文筹”，把“院文筹”的主要负责人抓到北京关押、拷打。时值隆冬，天气寒冷，他们把人打昏后，用冷水冲，使这些同志至今还留有后遗症。地方和军内其他单位的造反派也开始到军事学院串联，贴大字报，开展辩论，煽风点火，搞所谓的联合行动。学院大部分同志对这种做法很反感，响应者不多。于是，造反派就在外面放风，说军事学院是“顽固堡垒”，运动搞得“文质彬彬”，扬言要“砸开、冲垮”。

随后的一段时间，我到学院各单位接受群众的批评教育。我总想，作为学院的主要领导，在工作中难免有缺点错误，利用这个机会到群众中走一走，听取意见，接受批评，对改进作风有好处。我不坐汽车，也不带工作人员，骑着自行车，天天到各单位转。好在那时刚50出头，身体还行。保卫人员担心我的安全，要跟着。我也没有同意，因为这样和群众说话不方便。从11月5日起，我向全院同志先后作了3次检查，着重检查了对“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理解不深、行动上跟得不紧的问题。我的检查，学院多数群众还是谅解的。在那时，我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虽然不理解，但也没有什么疑问，遇事总是向好的方面想。

党委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虽然停止了，但学院还有大量的行政工作要做。我的态度是：只要还没有被“打倒”，就要负责地去管。因为社会秩序很乱，如果学院出了问题，损失就大了。其间，我多次召开行政会议，进行布置、检查。12月8日晚，南京军区召开作战会议，通知我去参加。会上，许世友司令员讲：地方造反派要利用纪念一二九运动的机会，搞一次所谓的“新一二九运动”，可能会冲击军事机关，要求各单位做好自卫准备。

时间紧迫，回到学院后，我连夜召集各部、系领导开会，研究防范措施，要求增派一定数量人员把守营门，加强警戒，同时决定把学院军械库的枪支发给干部一部分，用以自卫。为了防止出问题，没有配发子弹，还要求对红卫兵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当时，王平政委正在养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第二天，我专门向他作了汇报，也向军委、总政报告备案。

我们这样做，触怒了造反派中的一些人。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此时正在南京煽风点火。他两次跑到军事学院，发表“演说”，对发枪加强警戒一事提出质询。我们没有理睬他。一个地方大学生，有什么资格到军事学院说三道四、指手划脚！过了几天，我看社会上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事情，也就让机关恢复了正常的警卫状态。

原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谁知12月25日晚上，突然接到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电话，说军事学院加强警戒是搞戒严，是妨碍群众运动的行为，因而是完全错误的。过了两天，北京又转来蒯大富的告状信，要我说明情况。看来，事情变得复杂了。

1967年元旦过后，我继续接受群众组织的批判。4日晚上，突然接到军委的通知，要我马上到北京开会。第二天，我即到军区总医院，看望病中的王政委，商量如何向军委汇报。我俩颇费了一番心思，说真话吧，上面不爱听，说假话吧，我们又不会。最后，商定还是据实汇报。1月6日，我来到北京，住进了京西宾馆。

这次会议的名称有点拗口，叫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军委、三总部的有关领导，还有全军各大单位和军委直属院校的有关领导同志，共45人。会议由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3位元帅主持，主题是研究军队“文化大革命”问题。徐帅还兼任刚刚改组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

我到北京的头一天，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在上海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革命”风暴。此时，全军大单位的主要领导同志相聚在一起，议论最多的就是对社会混乱状况不满，担心军队会被搞乱，因为已经有了这种苗头和征兆。会下的情绪，难免带到会上。汇报中，大家都纷纷提到这些问题，希望军委拿出办法来。会上，总政要我讲清军事学院的所谓“戒严”情况。我如实说明真相，他们也就不再追究了。

会议开始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我发现一些同志不在。后来，询问他们到哪里去了？方才得知，林彪找出席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部分同志开会。西藏军区陈明义副司令员告诉了我开会的情况，并把他的记录本送给我看。在这个会议上，林彪对彭总、贺总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说他们“一个是兵痞，一个是土匪”，是“大阴谋家”，是“刀客、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的人”。林彪还大讲历史上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的所谓矛盾、斗争，点了红三军团一些干部的名，还说彭德怀原名彭得华，是有野心，妄想要得天下。顿时，我预感到，自己在这次运动中将在劫难逃。

就在我百思不解、十分苦闷的时候，又传来了新的噩耗。一天，粟裕同志来到我住的房间，沉痛地告诉我，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同志去世了，死在一口井里，是他人谋害推下去的，还是在那种野蛮的批斗下，一念之差，出此下策，尚不得知。我听后，悲痛地哭了。在当时的情势下，粟裕同志劝我不要太感情用事，但我还是止不住自己的泪水。

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和几位老帅分别作了重要指示。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关锋等也到会讲话。能够听出来，虽然都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但着重点明显不同。简单地说，前者侧重保持稳定，后者侧重放手发动。

我们在北京开会期间，几乎天天都有军事机关受到冲击的事件发生。听到这些消息，大家更加着急。那些天，只要碰到一起，大都是这个话题，说起来也多有几分激动。大家怀疑毛主席知道不知道社会上的情况，纷纷要求毛主席接见。

毛主席满足了我们的愿望，1月22日中午12时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那时开会很简单，主席台就摆了一把椅子。周总理、几位老帅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坐在台下。毛主席看到这一情景，表示请老帅们上台来坐。大家都没有吭声。陈老总笑着表示：我们坐在下面，好听啊。

毛主席讲：你们要真正站在革命左派一边，像唱戏一样，要亮相。有些地方亮到了保守派一边，要站过来。他表扬了成都军区政委甘渭汉，说两派群众他都敢见，结果家里很安全。

接着，毛主席又讲了一番要支持革命左派的道理，尔后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这时，许世友站出来，说：戴高帽子是对地富反坏的，为什么对自己人也戴？我们跟毛主席这么多年，现在把我们当地主一样斗，我想不通！

毛主席以他特有的幽默，与许世友开玩笑：看你不要化装，就像个猛张飞。并且接过他的话题说：他们把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法子用上了。戴高帽子，打翻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那是对付土豪劣绅的。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你们不好讲，要中央文革讲。同样的话，我讲行，你们讲不行。

最后，毛主席强调：要搞好团结，以大局为重。我们这些人搞不好团结，还得了。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不管熟悉不熟悉，反对不反对自己，只要他能做一些工作，就要团结。过去有些人反对我，反对错了，我很感谢他们，逼得我研究马克思主义。

他住的南京中山陵八号，院子里的草坪被全部挖掉，改为种植小麦、高梁、玉米、红薯的试验田和菜园子。后又在靠马路的围墙下修了一排猪圈，加上原有的三四亩水面，既喂猪，又养鱼。

许世友在他自己营造的“村庄”里，就像个兢兢业业的“村长”，每天一大早起来安排农活。他的工作人员，种地的种地，种菜的种菜，喂猪的喂猪，养鱼的养鱼，分工明确，要求具体。

他自己负责饲养十几只兔子，当了一名“兔司令”。

许世友的母亲“我死后不火化”。许司令语出惊人，“中央关于领导工作人员实行火葬的倡议书，我没有签字。我死后和母亲埋在一起。我从小离开家，没有在母亲身边尽孝道，死后要和她老人家做伴。我给了大儿子许光50元钱，要他给我买口棺材，死了往里一装就行了。”许世友幼年丧父，从小跟母亲相依为命。参军以后，几十年戎马倥偬，为国尽忠，顾不上对母亲尽孝，可谓孝忠不能两全，他内心常存歉疚之情。1952年，他任山东军区司令员时，请假探家一次，见了母亲，长跪不起，众人百般劝慰才把他扶起来。1959年，他为看地形又一次路过家门，见 74岁的老母亲还在打柴、喂猪，不禁泪流满面。母亲病危时，他因公务缠身，未及赶回去给老人送终，引为终生憾事。当时他发下誓愿：自己死后，一定来为母亲守坟。缘于这笔“感情债”，许司令才没有在领导干部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签名。许光收到父亲寄来的50元钱，他又添了点钱，买了几棵松树，做了一口棺材。这棺材最后没用上，许世友下葬的棺木是用尤太忠将军特为精选的楠木做成的。对许世友还乡土葬一事，邓小平的批示是：“下不为例。”

许世友原来叫许仕友，许世友是毛泽东主席给改的。毛主席说，仕友是当官人的朋友，要他做天下百姓的朋友，而改成世友。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上，许世友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主席问他：我经常听到你的名字，没有见到你这个人。你的名字是哪几个字呀？许世友回答说：我的幼名叫友德，姓是言午许，家谱上是仕字辈，父母给取名叫许仕友。参加红军后，我有空就学认字，才发觉'仕'字是做官的意思，便把'仕'改为'士'，那个时候想，这一字改后，当了红军战士就名符其实了！毛主席听后对许世友说：你看，把'士'字改用世界的'世'字好不好？这一改，你就成为世界之友了！我们的红军战士不但事事处处要想到中国，还要放眼世界哟！从那以后，许世友就照毛主席说的把“士”改为“世”了。

许世友将军与长子许光许世友一生结过3次婚。第一位妻子因他一别后久无音讯，为生活所迫而改嫁；第二位妻子，与他共同走过长征，却因政治风波离他而去；第三位妻子田普，伴他走完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3]

许世友一共有七个子女：三个儿子，四个女儿。作为一名从战火中走来的老军人，他把七个子女全部送到了军营锻炼，子女参军后，从不给特殊照顾,用许世友的话说：孩子参军就是部队的人了，是组织的人了，好坏由部队去管，路子由自己去走。

大儿子许光[4]，二儿子许建军，三儿子许援朝。大女儿许丽，二女儿许桑园，三女儿许华，四女儿叫田小兵（许金建）。

许世友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列主义，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善于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指挥过一系列的重要战役、战斗，组织过大兵团作战，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是我军从战士逐级成长起来的难得的优秀军事指挥员之一。 （人民日报）

许世友之墓，位于河南省新县田铺乡河铺村许家洼，距县城31公里。墓地在一个半山腰处，背靠着两座山相接的鞍部。墓包高200厘米．直径350厘米。整个坟墓前方后圆，简朴庄重，长1150厘米，宽850厘米，占地面积约98平方米。墓地居高临下，视野开阔。许世友要为母亲尽孝看坟，选择此处是再好也没有了。

编剧：许宝琦

导演：栾逢勤

主演：赵福余、兰岚、张琰琰、李朝友

2014年10月24日许世友将军胶东纪念馆开馆[5]